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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的佛国记和佛教经律,为各国文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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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的南亚之行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那更是非常清楚的。早在西汉时期,印度就以产犀象和漂亮的金银饰物而知名于中国。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又以善恶分明、修行解脱的佛教恩想和佛教建筑、雕塑等优秀艺术品使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后来不少中国人希望能从印度梵本经文和戒律中直接了解佛学真义,这是一种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表现。

法显就是5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寻求新文化的代表。印度人也早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即我国战国时代,便知道东方有个强大的秦国,称为支那。后来印度僧人向东传播佛教,来到中国,对中国物产的丰富和文化的发达,有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织品传入印度,大受印度人的欢迎,印度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印度商人、僧人不断进入中国,但中国人却从未进入印度内地。

因此,法显的来到印度,使印度人大为高兴,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款待。如法显到了毗茶城,这是今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小城,当地人见中国人到来,非常感动和高兴,全部供应法显和道整二人所需要的东西。凡法显所要参观巡礼的地方,无不满足,给以向导和讲解。因此,《佛国记》中得以记录下法显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各国所见所闻的非常丰富的知识。

法显到了佛教的中心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后,他不但以这里为据点,向东、南、西、北四方旅行参观,几乎走遍了整个恒河流域的中印度地区,巡礼了著名的佛教遗迹;

而且他在这里一住三年,埋头学习印度文化。他在著名的摩诃衍寺修习佛学,得到了两部戒律和四部经文,非常高兴,便在寺内学习印度语文。

当时佛经都是用梵文抄写在一种棕榈树的叶片上,这种树叶梵文称为贝多罗,因此中国又称佛经为贝多经或贝叶经。

法显在巴连弗邑“学梵书、梵语,写律”,就是学习梵文书写、梵文语法和用梵文将经律抄写在贝多叶上(当时印度还没有纸),准备带回中国翻译。

后来法显又在东印度多摩梨帝国住了两年,在这里“写经画像”,准备把佛教艺术品也带回中国。

最后在师子国又住了两年,求得经律四部。法显在这里还聆听了一位印度僧人诵经,法显在《佛国记》中详细地记述了经文的内容,说明了他的梵文听写水平已相当好。

法显在国外前后十三年,熟练地掌握了印度文化的各种知识,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佛国记》就是这一工作的真实记录。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人民至今仍盛赞法显在该国留下的美好回忆和为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法显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带回国的十部佛教经律,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产生很大影响:他和觉贤译出《摩诃僧只律》和不久由佛驮什译出《弥沙塞律》后,从此中国佛教才有了完备的戒律。法显带归并翻译的《杂阿毗县心》,对南北朝时中国毗县。

学派(这是东晋至唐初我国佛教的一个主要学派)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大般泥洹经》的翻译流传,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对中国佛学的普及和佛教的传播,更起了促进作用。

而《长阿含经》《杂阿含经》等都是佛教极重要的文献,后来也译成汉文。

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南北朝时,中国佛教空前兴盛,仅北魏末年洛阳就有大小佛寺所,这显然和法显成功的印度之行和戒律的全译,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总之,法显撰述的《佛国记》和他带回国翻译和流传的佛教经、律,为中国和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介绍:我是“彼此牵好彼此的手”,执笔走天涯,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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