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蔓延时，工程师张勇旺被迫滞留迪拜，期间，他经历了生死劫难，还亲历了一场考验人性的灭门案。一起来看看吧！
1
我叫张勇旺，80后，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来自河北一个很普通的庄户人家，工程技术人员，除了朴实肯干再没什么谈资。研究生毕业那年，同学李可欣裸嫁给了我。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年，我远赴阿联酋打工。
在机场吻别了瘦弱的妻子和孩子，我登上了飞往阿联酋的飞机，也踏上了和死神几次擦肩的险途。
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机身晃动的格外厉害。我晕机了，手卷着垃圾袋口，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呕了出来，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胃口隐隐作痛，感觉身体有恙，但却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工作机会，于是带病上路了。
在经历了整整10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终于到达了迪拜，9月份的地面平均温度在45度以上，一下飞机，我就被一团热浪所包围，但很快这种热，就被另一种热情所覆盖。
来接机的是一个30岁左右，黝黑健壮的巴基斯坦人，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微微晃动着头自我介绍说，他叫拉纳-默罕默德-拉蒂夫。
他单手提着我的行李，用另一只手掏出手机，非常诚恳地给我看，说是中国制造的华为手机。
从迪拜机场到我们工程所在的阿布扎比，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路上我身体不适，无暇顾及其他。
可能是我恍惚的神色让拉纳误会了，他的热忱带上了讨好的味道，变得絮絮叨叨，迪拜的风俗人情在他的口中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传说。
车子驶入阿布扎比时，城市节奏慢了不少，迪拜独有的香料混合味道也渐渐消散在空气中。
车子经过一排别墅区，爬上一段斜坡，就在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棕榈树时，拉纳突然指着沿途的一个白色的别墅说，他以前的雇主也有这么一套大房子，说完脸色却阴沉下去，陷入沉思。
寂静来得毫无征兆，我愣了愣，开始为化解尴尬寻找话题。
我问他，从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低下头回答说：“维修工人。”然后，颓然瘫软到座位不再吭声。我从他闪躲的眼神里，猜测那应该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就没有再打扰他，所幸很快我们的工地就到了。
旅途的疲惫和接下来的忙碌，让我很快将这件小事遗忘了。却从没想过，一场罪恶正在悄悄酝酿。
我在阿布扎比的工地从事焊接施工的检查工作，每天穿梭在每一个连接板和工程仓内，反复检查每一个焊点是否合格，手下大部分的工人都是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拉纳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拉纳似乎特别喜欢和我亲近，有空就给我送点可乐和零食。发工资的时候，我也常常请他吃个便饭，令我惊讶的是，他和别的巴基斯坦人不同，他是饮酒的，甚至到了贪杯的地步，酒后会向真主发誓，一定要宰了欺负他的人。
我们这些人远离家乡、亲人，没有任何娱乐，难免孤独又自闭，无处发泄时骂上几句，成了我们的一种消遣，带着戏谑的味道，无人在意。
我能感觉到，他似乎真的把我当成了兄弟，所以我对于他的言行，也多了几分宽容。
2
在我到工地的第3个月，天气渐渐变得凉爽，午休时，会有成群结对的印度工人挤在集装箱外抽烟。
“拉纳把印度监工给打了！”印度工人卷起肮脏的袖子，围着堆在地上的红红绿绿的塑料杯子，搓着脚底板的泥，瞄着不远处的一小撮巴基斯坦劳工，“他平常很老实，但下手就是狠的，咱们的监工要躺上一段时间了。”
这些话顺着风飘进了我的耳朵里，听得多了，渐渐串起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原来，虽然拉纳是个全才，几乎什么活都会干，但并不让监理满意，原因就是他干活慢，且喜欢反复确认，坚持自己的一套做法，油盐不进，跟不上工程的进度和节奏，总是会被印度监理当众批评。
批评的多了，难免会引起矛盾，拉纳就趁监理独自上厕所的当口尾随他，一个锁喉，摔晕了监理。迪拜的法律是出了名的严苛：不能当众亲吻，不能抓大街上的鸽子，何况打架斗殴呢？这属于极其恶劣的事件。
虽然，心有余悸的印度监理明确表示不追究，甚至假惺惺地为他求情，但拉纳还是被罚款后，开除了。
听说他走的时候，没说话，倔强地蹲在办公室的山墙外，等印度监理回来，把一条红白相间的手帕扔在了他脚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巴基斯坦人忌讳送人手帕，因为手帕是擦眼泪的，代表悲伤！拉纳此举威胁的意味特别明显。从此，我再也没在工地上见过拉纳。等到再见他时，我差点丧命。
年初，就在我们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疫情开始席卷全球，1月29日，中东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发现。
之后，中东地区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工地上的人群来自五湖四海，属于易感区域，一时间人心惶惶。在确诊感染人员的单日增幅为例时，我们的焦躁也达到了顶峰。
工程队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尽快撤离，就在我们赶着工程进度，计算着离开的时间时，3月19日，阿联酋暂停了对各国公民的免签、落地签政策（持外交护照人员除外），即便是持有有效工作签证的人，也不允许再进入迪拜。
紧接着，各类公园、娱乐场所、大型商场、集贸市场暂停营业；餐饮只允许外卖，不得堂食。
还没等我们在震惊中恢复过来，9天后，迪拜全城“宵禁”。从晚上8点至次日早上6点，政府实施“全城消毒计划”，按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居民不得外出，违者罚款。
短短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疫情便在阿联酋蔓延开，工地上的工人，因为药物和口罩短缺陷入一片显而易见的绝望之中。
尽管有当地华人社团几次给我们发放爱心包，但那些杯水车薪的援助，没能遏制住我们的恐慌，到处都是人心惶惶。
3
就在这时候，拉纳给我发了个消息，问我是否有多余的爱心包，我立刻回复他，“有”，并且，赶在宵禁前将爱心包送到了他指定的地点。
他明显瘦了，眼窝深陷，皮肤也粗糙了很多，伸出的手指像干枯的树枝，指甲里满是污垢，“我会干掉他的！”这是拉纳和我说的第一句话，他似乎走了很远的路，就是为了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
我猜他离开工地一定会混得狼狈，所以，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生活用品送给了他，他没说什么，只是把一双拖鞋放下，合起掌心，做了一个很中国的感谢动作，在眼泪掉下来之前转身离开，淡薄瘦弱的身影消失在一片纸醉金迷的奢华之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次和家人视频，他们都催促我尽快回国，担忧从屏幕里流泻出来，扰得我心绪不宁。对我来说，这次阿联酋之行本来就是斩断了后路，前途未卜，突发事件更是让我的无力感急速攀升。
于是，我接受了家人的建议，办理了辞职手续打算尽快回国，没想到就在辞职当晚，迪拜和阿布扎比机场传来消息，所有客运航班暂停。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辞职就意味着我再也不能住进职工宿舍，而是食宿自理。
为了节省开支，我离开工地前往迪拜等飞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复航还是个未知数，我只好住进了当地最便宜的旅店，每天要花上-元钱的食宿费。
更糟糕的是，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了，也不知道这种没有工作，入不敷出的日子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急得在旅馆的房间里打转儿。
为了节省开支，我开始把一天三顿饭改成了两顿，甚至学着阿拉伯人一样跪地祈祷，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情况没有因为我的祈祷变好，新闻里不断出现恶性事件，不是确诊人数增加，就是火灾频发，要不就是出租车司机被人捅伤，号称犯罪率最低的迪拜，似乎也越来越不太平。
就这样在旅馆里滞留了整整2个月后，我的胃病又开始频繁造访。
5月中旬，我无意中在新闻里浏览到，一对印度夫妇惨遭灭门，凶手逍遥法外的消息，除了恶性事件让人错愕之外，这个印度人的名字让我觉得特别眼熟。
就在我苦思冥想地在记忆里寻找答案的时候，一股酸水从胃部涌上来，我冲进厕所，血混和着胃液从嘴里喷溅出来，让本来就肮脏的马桶，变得更不能直视。我的胃病又开始发作了，而我不敢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
大概2天前，我就开始无法进食，全靠流质维持生命体征，但每喝进去一杯水，会吐出2/3，我就是靠着余下的1/3勉强维持生命。
我所在的房间没有窗子，靠一台老式的空调调节温度，空间密闭，空气流通极差，呕吐物的异味很快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摇摇晃晃地起身，打算开门透气，没有走到门边，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一个没忍住直接吐在了地毯上。而这一次我吐的都是血，这让我感到极度虚弱，肩膀和脊梁根本撑不住一颗头，整个世界都在我眼中不停的旋转，平衡感全无。
我将双手撑在膝盖上，企图借力，没想到这一举动，加速了我的跌倒，整个人硬邦邦地摔在了秽物之间，我觉得皮肉正在脱离骨骼而去，动一动身体里就会有一阵绞痛。
4
躺在自己的呕吐物上，我挣扎着拨打了叫救护车，得到的回复却是，因肺炎住院的人实在太多，床位紧张，我这种情况只要是还能动，医院就不能接收。
放下电话，接线员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嗡鸣，仅仅因为我没有被感染，他们就能对我的生死充耳不闻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下次拨打求救电话的时候，还能不能完整地报出姓名、详细描述病情。
一切都是未知数，也许我根本等不到复航。
绝望中，我想到了华人社团的爱心包上，印有联系